汉代王充提出的人才培养的理想目标。

他将人才分为四等:“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作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鸣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请超而又超者也。（《论衡·超奇》）” 他以此反对当时经学教育所培养的“章句之生”，认为教育目标应是培养博通古今、善于思考、能著书立说的“鸿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