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主要内容是个人道德，若要实践应用，必然包含"用暴力强迫他人履行道德义务"这一诉求。此诉求在儒家仁爱的纲领下被压抑，譬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形成了较弱的压抑。

法家的理论基础是性恶论，但此性恶论与西方性恶论不同，假设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主体（君主），剥夺了个体的权利。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性恶论可结合其他信念推导出“个人合理的恶”，如经济学中预设了自私的理性人，这种自私是被认可的。

可见，儒家缺乏暴力驱动，法家缺乏君主-臣民关系的合法性论证，而且它还要保证权力系统的持久运行（不一定是集权，也包含分权制衡，但反皇权的天赋人权是绝对不能的）。

于是，两者互补性极强，狼狈为奸。道教从儒家获得君权神授，社会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儒家获得了治天下的幻觉。需要指出的是，两者并没有完美结合，而是长期共存并有分歧。黄宗羲是以儒批法的代表人物，但他同时也批法儒、道儒。

准确来说他以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来形成自己的儒学。这里还需要指出，由于儒表法里，在思潮中常常是儒家的各种分支遭殃，而法家常不被单独批评。但对法儒或者一般社会现实的批判常常是包含了对法家制度设计的不满的。

如果每件事都制定详细的游戏规则，每个评判都有严格的流程和标准，那还要皇帝干嘛？

法家代表着一种法治，而古代是皇帝和大家族的天下，他们需要人治。所以法家在中国历史上不受待见是必然的。